国医大师李今庸工作照

博学强志 光辉岁月

李今庸，男，湖北枣阳人，汉族。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初五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现为枣阳市）唐家店镇一世医之家。姓李，名今庸，《三字经》说：“中不偏，庸不易”。意为立定志向，矢志不移，永不改易。字昨非，语出陶渊明《归去来辞》，其文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含有不断修正自己错误认识的意思。书斋曰莲花书屋，义出周敦颐《爱莲说》,莲“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李今庸一生行止，诚如斯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李今庸常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父名贵德，字道安，幼习举子业，熟读《四书》、《五经》。后因科举制度废止，于是弃儒学医。师从当地王少桐名医。五年学成，即悬壶乡里，一时门庭若市，问疾求诊者络绎不绝。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母唐氏，系当地大族之女，性清闲贞静，虽不识文，然而受中国传统礼教影响颇深。李今庸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

李今庸七岁时，在枣阳县唐家店家乡入私塾读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老师为前清秀才，老学究，国学底韵深厚。时值民国时期，正处于旧学新学交替之际，老师始授以《三字经》、《国文》课本予读，继而授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予读，使他新旧思想并蓄。李今庸博闻强志，日记千言，常过目成诵。他只仅仅用了一个晚上就背熟了《论语》“学而篇”，其余十九篇则是听其他同学朗诵时而记熟的。数月内就读熟了《孟子》七章十四篇。而《大学》、《中庸》，因其篇幅很短，也很快都读熟了，在熟读四书原著之时，老师又命他读“四书引端”等书，使其对四书的内容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些书籍的思想，对他一生影响颇深，同时也为后来学习中医药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季，日寇侵扰鄂北，闯入家乡，举家逃于山村乡里避难一个多月，日寇走后返回家乡时，家中生活必须品及诊所，已被日寇破坏殆尽。当时他家中有十口之众，每日开门七件事，件件为之发愁。因生活维艰，遂辍学在家随其父学习中医药知识，并替父亲配方调剂，购药炮制，兼以学文。其父先授他以《黄帝内经》，令其熟读，大约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即将《黄帝内经》的内容烂熟于心中。为了配合更加深刻的理解《黄帝内经》，他又熟读了《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八十一难经》等中医古典著作。从小夯实的功底，至今字字句句犹在眼前。现在只要你提到《黄帝内经》的某一内容，他都能不假思索明确无误地给你指出，本段内容是在《素问》或《灵枢》的某一篇，所以被人们誉为“《内经》王”、“活字典”。然而他从不以此显耀于人。一九九一年国家组织编撰《中国医书百科全书---中医学》，他被特邀为编委。在一次编委会期间，一编委欲以《内经》中一条有关妇科的原文出处来为难主编，见主编一时未能答出，于是李今庸脱口而出地说，“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之端也”。并指出该文见于《素问·骨空论》。会后，有人拿出原著一对照，果然一字不差，感叹地说：“内经王”，“活字典”并非虚传。

在熟读《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又开始研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而对于这两部书，他并没有象读《黄帝内经》那样去熟读硬背，而是着力反复去分析研究书中每一条原文的机理。经过一翻努力之后，虽未进行硬性背记，然而对这两部书的原文也是搞得相当熟悉了。李今庸在青年期就具有探索精神，当他读到《金匮要略·痉湿喝病篇》时，为了弄清抽痉的实际表现，于是他将士的连注射到青蛙身上，从而观察了青蛙从开始抽搐，直到死亡的全过程，给他留下终生难亡的印象。同样的为了配合学好《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两部经典著作，他的父亲又命其阅读了《脉经》、《诸病源侯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诸书。同时还阅读了《神农本草经》等书。可以说李今庸对现存唐代以前的医书，几乎遍览无遗。

在阅读中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又广阅历代著述，如《雷公药性赋》、《时方歌括》、《伤寒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医宗金鉴》、《陈修园医书全集》、《唐宗海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本草纲目》以及《张氏医通》诸书。如此同时，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还阅读了《毛诗》、《周易》、《书经》等书，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并随其父侍证，接受临床锻炼。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历时凡十一个春秋，数易寒暑，虽未悬梁刺股，然而也付出了艰辛努力，李今庸终于学会了临证之术。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时任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的蒋立庵老先生，给了一本《江汉论谈》杂志给李今庸，他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本期杂志，主要刊登的是有关古书校勘、训诂方面的文章。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今庸敏捷地意识到，蒋老是希望他再从这一方面有所发展，掌握校勘训诂学的相关知识，以便更有效地研究整理古典医籍。在这期杂志的影响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又先后阅读了大量有关小学方面的书籍。治小学，许学是基础，所以他首先认真地阅读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注笺》,所以李今庸对许学是相当熟悉的。其次阅读了雅学，如《尔雅》、《广雅》、《小尔雅》，以及《通雅》、《骈雅》。其三为韵书，如《广韵》、《集韵》、《玉篇》等。同时还阅读了其它与小学有关的一些书籍，如《仓颉篇》、《急就篇》、《方言疏证》、《释名疏证》、《经典释文》、《经传释词》、《群经音辨》，以及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等等。从此，他又掌握了治学之道。有人说做学问，应具备三个条件，一为深厚的家学；二为名师指点，三为个人勤奋。这三点李今庸都具备了。

一九八O年晋升为教授，为全国中医药界最早的教授之一。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九年，先后被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张仲景国医大学，河北省卫生厅，长春中医学院等单位聘为客座教授，为这些单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李今庸同志一九九一年五月被确认为继承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做出了贡献。一九九九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国医楷模”称号。一九九一年被确认为，国务院享有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

补苴罅漏 古籍勤疏爬

在中医药学中，蕴含有丰富的古代唯物辩证法思想，所以李今庸一贯倡导学习、研究中医药学必须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他撰写了“试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探讨祖国医学阴阳实质”的文章。他主持编写了《中医辩证法简论》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确立了正确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学习、研究中医药学，往往事半功倍，使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更加显示出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

对中医药学理论的发掘整理。中医药学理论，散见于中医药学古典著作之中，无章无系，使学者很难以掌握，常常使人产生究首遗尾，究尾遗首之感。因而，必须对其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一九七八年十月，他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医学基础学科规划座谈会议”。一九八O年十月，李今庸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会议。李今庸不仅是热忱支持、推动全国性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掘整理工作，而且还亲自动手对中医药学理论进行了研究整理。他在阅读中医药学古典著作时，对其中理论部分，分别予以摘录，然后依类汇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最后分别笔之以为文。其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医学药理论的各个方面，如阴阳、五行、脏腑、营卫气血、经络、病因、病机、治法、运气等等。他先后撰写了“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构成和意义”，“祖国医学阴阳学说、阴阳实质的探讨”，“论五行学说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祖国医学中的价值”，“论祖国医学的升降学说”，“论胆腑”， “论《黄帝内经》营卫的理论”，“论穴位在人身中的重要意义”，本文一九九四年获湖北省优秀论文一等奖，“我国古代对脑的认识”，“黄疸略谈”等等，一九八二年，他对其中部分文章汇编成册，题之曰《读医心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既有发陈，更有创新，读后使人得到启发，对中医药学中一些理论，就有了一个系统清晰的概念。

李今庸一贯非常重视对中医药古籍的校勘整理出版工作，他参加了卫生部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医古籍出版会议”，参加了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国首届中医校勘学术会议”等。在会上，李今庸积极发言，出谋献策，为中医药古典著作整理出版，繁荣中医药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李今庸非常重视整理古籍的方法和质量。他撰写了“理校在整理古籍中的作用”。“考据学在中医古籍研究中的地位”两篇文章，后文收载《中医经典著作思路与方法研究》一书中。李今庸发现当今校勘过的某些古书，其校勘质量相当低劣，其中有些内容，错的没有校对，对的反而校错。他非常痛心，于是，在一九九O年又撰文呼吁，“请重视古书点校质量”。他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思想、方法，在中医古籍的整理校勘工作中，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积极支持对中医古籍的校勘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央卫生部决定组织人员，对《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经》、《八十一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侯论》、以及《针灸大成》七部古医书进行校勘注释，并作为部级科研项目推出。李今庸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先后赴北京、南京、济南、福州等地参与这七本古书校勘注释的审稿定稿会议。他每接到一部书的初稿时，总是认真阅读，反复推敲，仔细记录。在会上对书中所存在的疵点，诚恳地一一指出，并提出了处理的办法。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许，对提高这七部古医书的校勘质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李今庸倍尝校勘整理古医书的艰辛甘苦。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步入了这条漫长而又崎岖的治学之路，在这方面他着力最勤，费神最深，几乎是举毕生之力，其疏爬的甘辛，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晓。他曾说到：首先要善于发现古书中的问题，然后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考证，并搜集大量的古代文献加以证实。当写成文章时，又必须考虑所选用文献的排列先后，使层次分明，说明透彻，让人易于读懂。如此每写一篇文章，头痛数日不已，然而他仍乐此不疲。虽是辛苦，然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经一翻整理后，不仅是使这些古籍中的文字义理畅达，而且其医学理论也明白易晓，从而使千百年的疑窦涣然冰释，实有功于后学。

训释古医籍早亦有之，南北朝时有全元起的《素问训解》，（此书宋以后已亡佚），唐有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次注》，清有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这后两家的训诂资料，已为宗福邦等人编写的大型工具书《故训汇篡》（二OO三年商务印书馆）所收录。他们的特点多为随文训释，没有作理论上的阅述，因而有得也有失。而且多为训诂，少有校勘，仍嫌不足。而李今庸则是将清朝乾嘉时期所兴起的治经学方法，引入到古医籍的研究整理之中，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典医籍，在中医界，实在为数不多。他依据训诂学，校勘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方言学、历史学、文献学和历代避讳规律等相关知识，对古医书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对古医书中有问题的文字、内容，则采用多者刈之，脱者补之，隐者彰之，错者正之，难者考之，疑者存之的方法，细心疏爬。他治学态度严谨，一言之取舍必有于据，一说之弃留必合于理。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太素》、《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肘后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周秦两汉典籍中有关医学的内容。每一有得则笔之以为文。他发表过“《内经》析疑三则”；“《金匮要略》析疑三则”，“《灵枢经》析疑四则”，“《难经》析疑一则”，“《伤寒论》析疑二则”，“《五十二病方》析疑三则”，“《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考”，《足背十一脉灸经》考义四则，《庄子》考义一则，《淮南子》考义二则，《尔雅》考义一则，《史记》考义一则等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现在，他发表了诸如“析疑”、“揭疑”、“考释”“考义”这类文章近200多篇。二OO八年，六月至十一月，他在外地休养的时侯，凭记忆又搜集了古医书中疑问之处八十八条，其中《内经》八十二条，《伤寒论》一条，《甲乙经》五条。同时还从《吕氏春秋》高诱训解的文字中，总结出声转可通的文字一百二十一例。其中部分内容现已整理成文，由此可见，其对古医籍疏爬之勤了。

设帐杏坛 传道授业

李今庸从一九五七年调至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随后学校更名为湖北中医学院后继续任教，直到现今，已五十多个春秋。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曾先后给湖北中医学院各届本科班，西学中班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八十一难经》等经典著作，以及“运气学说”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又先后给师资班、本科班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医学基础》。自一九七八年开始，又连续指导了数届《内经》专业硕士研究生。李今庸不仅承担本院的中医教学任务，从一九七八年起，而且还先后赴辽宁中医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以及上海、吉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南、福建等地的中医学院讲授《黄帝内经》、《金匮要略》。

一九九一年李今庸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于是又带了两名徒弟，他根据徒弟的实际情况，确立以临床实践为主，和重温经典相结合的带教原则。并制定了周密的带教计划，严格依照计划而行。坚持每周带领徒弟上三次临床，命徒弟详细记录临床所见。每周讲课一次，讲授经典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讲授他自己的辨证经验和用药体会；剖析临床所见疑难病证。……，常常是师徒围坐一桌，随讲随问，随问随讲，讲的真实，听的仔细，印象深刻。同时还向徒弟传授中医传统制剂的制作方法，如熬制黑膏药等。他冒着刺鼻的油烟亲作示范，让徒弟掌握其要领，和摊制膏药的技巧。

为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李今庸历来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多次参加全国性教材会议。一九六二年夏，参加了中央卫生部在庐山召开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会议”。他先参加《内经》组的编写讨论会，后又到《金匮》组。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说：当时为学术问题争辩得相当激烈，无论年龄大小，资历高低，谁的观点有理就采用谁的，真正体现了学术争鸣。李今庸在会上所表述的思想，为多数人赞同。此前，只有湖北中医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开设过《金匮》学科，所以中央卫生部，将《金匮要略讲义》一书主编权，交给了湖北中医学院。以他为主笔完成了高质量的二版教材《金匮要略讲义》，当时他仅仅三十七岁，此事在全国中医界传诵至今。一九五九年，首先在湖北中医学院筹建了《金匮》教研组，并担任组长，其间编写了《金匮讲义》，（内部印刷）作为湖北中医学院本科专业使用。一九六三年代理主编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试用教材《金匮要略讲义》，从而将《金匮》这一学科推向了全国。因而，李今庸实为中医药院校本科教育中，《金匮》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一九七三年为适应社会上的需求，该书再版发行。一九七四年协编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学基础》。在编写讨论会上，有人以五行之间的生、克只能单向相生相克，而不能反向为由，对五行学说提出了质疑，李今庸则说：“在自然界，癞蛤蟆吃（克）蜈蚣，蜈蚣吃（克）蛇，蛇吃（克）癞蛤蟆；在人类生育活动过程中，只能老子生儿子，儿子就不能生老子，自然辩证法就是如此。”从而使五行学说这一方法论得以在这一版《中医学基础》中被保留下来。一九七八年，在湖北中医学院恢复和发展了《内经》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主编了《内经选读》（内部印刷），供中医本科专业使用，该教材受到全国一些《内经》教师的好评。一九八七年，参与编著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内经》。一九八七年为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编写了《金匮要略讲解》，二OO八年该书更名为《金匮要略讲稿》再版发行。几十年来，李今庸为中医药院校教材建设，可谓顷注了满腔心血。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要培养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必须要有高水平的中医药师资，所以李今庸在主持教研室工作时，非常重视对教师的培养。一九八一年，他在教研室提出了“知识非博不能反约，非深不能至精”的思想。一九八二年，他又要求教师养成“读书习惯和写作习惯”。这些思想对当时教研室的教师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为配合教师读书方便，在教研室创建了图书资料室，收藏各类图书八百余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为教师创造较好的学习条件，如为教师配备必要的书籍，文摘卡片等。并随时对教师的学习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一九八六年，组织教研室教师编写《新编黄帝内经纲目》（已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和《黄帝内经索引》（内部印刷）。通过编辑书籍及教学参考资料，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在对教师的使用上，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此坚持了十几年不懈努力，培养出一批较高素质的中医药教师队伍。

累起沉疴 二竖宵遁

李今庸不仅中医理论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也极为丰富。在六十多年的医疗活动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疗风格，完整的临床医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著有《李今庸临床经验辑要》（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中医临床家李今庸》（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和《李今庸医案医论精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临床著作。

李今庸非常强调临床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性。他常说：“治病同打仗一样，没有一定的医学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很好的进行正确的医疗活动。”人类疾病是极其复杂的，疾病的变化也是极其复杂的，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应对复杂的疾病和疾病的复杂变化，此所谓具一理以应万机。一男孩，突然患双眼暴肿，疼痛难睁，呼号啼哭。邀眼科医生叠进数剂而罔效，改延李今庸诊治。他诊察后说，眼胞虽然肿大，但肤色不红，肝开窍于目，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虽是小孩，此证也因肝郁而生，乃肝郁乘脾，水湿不化，治当疏肝建脾，于是拟逍遥散治之，进一剂，复杯则痛止肿消而眼睁。眼科医生治眼病可谓是有经验了，然而实践证明，仅凭经验而无理论指导，仍然是治不好疾病的。一壮年男子，突发阴茎上缩，疼痛难忍，叫呼不已，李今庸根据《素问·厥论》“前阴者，宗筋之所聚”，《素问·痿论》“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的理论，为之针刺足阳明经之归来穴，留针10分钟，其病即刻若失，数十年来未再复发。又一一岁男婴，病发热十余天，早晨体温38.2℃，晚上体温39℃，口唇干燥，小便短少色黄，经用中西药退热数天未效，就诊于李今庸。诊见其苔薄，指纹青紫。先以麦冬、知母、花粉、甘草等生津清热药予治，服药后热稍退，然增泻利失气。这时他以为湿热壅遏，阻塞气机，膀胱气化不利，津液不能上奉。故下为小便短少色黄，而上为口唇干燥，湿为热阻而发热，指纹青紫。服生津清热药，其生津液易助湿邪，湿盛气滞，故增泄利失气。于是本《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之法，治以五苓散。服药一剂，小便利而热已退，病遂告愈。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对本例患儿的病情变化，则必盲然而无所措。

李今庸在六十多年的医疗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医疗风格。他不仅强调临床实践对医学理论的依赖性，尤其重视辨证施治，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中医临床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湖北有一位在社会上非常活跃的中医内科教授，曾在一次学术大会上说：“现在还搞什么辨证施治”，言下之意是“辨证施治已经过时了”。李今庸认为，这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一九七一年，他撰写了“辨证施治是医疗工作的思想方法”；一九七六年发表文章“论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从而以正视听。他强调在辨证过程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善于分清疾病的共性和个性；要善于把握疾病过程中矛盾的转化；同时还要注意一般与特殊的差异等等。

大凡医生不在于能医疾，而在于能医人之所不能医之疾；不在于能治病，而在于能治疑难重证。而李今庸之术正是在于能治疑难重证。他并不因为西医诊断为不治之病而不治，认为只要是有一点希望，就应当积极地去争取，只要病人求治，他从不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而是一心赴救。如病人黄某，女，四十八岁。患泄利二十年，时缓时剧。经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医院治疗未效。后破腹探查诊断为结肠溃疡，就诊于李今庸，他以为脾肾虚寒，肠滑不固，治宜健脾益气，养血活血，涩肠固滑，方以桃花汤加味。以此方为基础加减，前后腹药二十二剂，病人大便恢复正常，饮食转佳，体重增加，形体渐盛，其病告愈。

为振兴中医 奔走呼号

几十年来，李今庸为保护发展这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四处奔走，呼吁呐喊。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他同全国中医药专家一起签名，向中央反映全国中医药事业情况，并积极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一九八四年又同全国十一位中医药专家一起签名，上书国务院总理，建议通过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后，紧接着全国许多省市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对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其后，他又同几位中医药专家，支持并促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社的成立，为宏扬中医药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应湖北省中医药工作发展的需要，李今庸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O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采用各种方式，先后七次建议成立湖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给湖北省卫生厅写信，“请求我省及早成立湖北省中医管理局”。一九八七年三月，在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请求省委、省政府批准积极筹建湖北省中医管理局”。一九八八年一月，写考察建议文，“关于尽快成立湖北省中医管理局的建议”。一九八八年五月，再三提出“建议成立我省中医管理局”的提案。一九八九年四月，在湖北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我省中医管理局”的提案。一九八九年五月，与全省十二位老中医药专家、教授一起共同建议成立湖北中医药管理局。一九九O年四月，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迅速建立我省名符其实的副厅级中医管理局，以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提案。由此可见一位老中医药专家，为中医药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李今庸深深地体会到，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形式，不断呼吁，请求党和政府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一九八一年二月，他在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解决后继乏人问题”的书面发言。一九八三年四月，在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议省政府加强对中药高等教育的领导，改革中药教育，培养符合当前中医药实际的中药人才，切实解决中药后继乏人的问题”的提案。一九八九年四月，在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作了“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加强领导”的报告。二OOO年三月，给湖北省副省长写信，建议“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端正方向，发展中医工作的问题”。一九九O年四月，给湖北省省长写信，建议“在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应提及发展中医药工作”。一九九七年二月，给湖北省省长写信，关于《政府工作报告》里无发展中医药的文字，应当提出“发展中医药”。并建议省政府重视中医药疗法，以减少医疗费用的开支。李今庸的这些发言、提案、建议、信函，受到了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示。二OO二年，省政府颁布了《湖北省发展中医条例》，使湖北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政策保障。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作基础，数十年来李今庸一直为之呼吁不停。一九八六年，他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振兴中医基金会理事。一九八九年四月，在省政协六届二次会上发言，题目为“请增拔中医事业专项经费，以扶植中医医院事业正常发展和优势充分发挥，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健康服务”。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有副省长出席的湖北省中医药专家座谈会上发言：“湖北省各县中医院，多数是在78-56号文件以后恢复和筹建的，起步晚，底子薄，条件差，管理经验不足，希望政府增加经费投入”。几十年来李今庸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争权、争财、争发展空间。如今虽已年迈声嘶，仍然呼号不已。

李今庸作为一代中医药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对中医药学理论，中医药学临床，中医药教育，反复深入地思考。一九八七年三月，他在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请求省科教部、卫生厅对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加强政策领导，端正办院方向，提高医疗质量，保证中医学院临床教学的正确开展”的提案。近年来他又先后撰写了《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关于中西医结合与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考》、《略论中医学史的发展前景》等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思想。